中國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與改革路徑
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并非無源之水，而是改革開放的充分條件與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相結合的產物。中國改革、開放、增長與共享的經驗體現了包容性發展的特征。本文在回顧中國改革進程的基礎上，討論了增長潛力如何通過要素積累與資源再配置轉化為實際增長，并指出隨著中國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發生變化，人口紅利迅速消失，中國經濟持續發展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最后，本文為深化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議。
發展條件；人口紅利；改革紅利
一、前言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成就，綜合國力顯著增強。通過消除計劃經濟體制的諸多弊端，中國經濟已成功回歸生產可能性邊界，潛在經濟增長率得以全面實現。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霍利斯·錢納里（Hollis B. Chenery）曾說，“在缺乏必要發展條件的情況下，通過識別并消除發展的主要障礙，便可以實現經濟發展的提速”（Brandt 和Rawski, 2008）。
盡管錢納里強調了體制變革的重要性，然而在缺乏推動力的條件下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一假設仍然缺乏必要的合理性。因此，為了深入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挑戰與前景，應首先對于以下問題進行分析和討論。
首先，中國經濟多年來取得持續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有哪些？改革開放以來（1978~2015年），中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達到了9.7%，高于全球平均2.5%的水平。因此，經濟發展缺乏必要條件的這一假設無助于了解中國改革開放后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實現路徑與動力。
其次，中國人民如何分享到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迄今為止，國內外的觀察家普遍明示或暗示中國經濟增長缺乏包容性。不考慮使中國學者長期困惑的家庭收入數據問題（Cai，2016），通過簡單的反事實分析就可以了解，否認中國經濟增長對其人民的普惠性將會導致邏輯矛盾，無法解釋改革開放政策為何取得了廣泛的民意支持。
本文旨在討論并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其余章節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主要闡釋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出發點與后續邏輯。第三部分通過回應克魯格曼——楊（Krugman-Young）對中國經濟的錯誤預測，討論中國改革開放期間助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第四部分從勞動力流動與重新配置的視角，對中國的改革路徑進行闡述。第五部分揭示在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背景下，改革紅利所能釋放出的增長潛力。第六部分對全文進行總結，并提出未來改革的政策建議。
二、1978年：改革開放元年
1978年冬發生的兩起標志性事件，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重新確立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并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方針，奠定了改革開放的理論基礎。
其次，安徽省小崗村18家農戶決定分田到戶，揭開了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序幕。這一事件的意義主要是象征性的：第一，安徽、四川、內蒙古等省份已經出現了自發的包產到戶實踐；第二，這一實踐隨后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被確定下來，并于20世紀80年代在全國范圍內得以推廣，這也標志著持續了1/4個世紀的人民公社制度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這一改革應被視為對計劃經濟的首次突破。
有些學者認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改革初期唯一值得稱道的農村改革（Huang，2008）。實際上，城市部門的改革也得以同步啟動，其所取得的成績并不亞于農村改革。在城市地區，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互呼應的是國企改革。開始于1978年的國企改革經歷了以下階段：恢復獎金制度、賦予企業經營自主權與利潤留存、實行政企分開、鼓勵非公經濟發展，以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農戶與企業獲得了生產所必需的積極性與自主權之后，需要有正確的價格信號，根據其獨立的經濟利益進行自主決策，在運行有效的商品與生產要素市場中，進行資源的配置與再配置。這一時期的改革旨在理順價格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實現“雙軌制”的平穩過渡，即從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進行轉軌。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開放政策同步推進。經濟改革貫穿于對外開放政策實施的始終，同時對外開放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也不斷深入。中國一方面致力于改革和發展國內經濟，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1。
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中國經濟于1979年開始提速（IMF，2006）。
在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提議下，中央政府于1979年7月決定在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和汕頭市與福建省廈門市設立經濟特區。這一舉措標志著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正式確立。
隨后，先行改革試點于1984年拓展到14個沿海城市，之后于1988年拓展到海南省，并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進一步擴大到沿江與內陸沿邊城市。中國積極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1986年正式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身份，并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迄今已走過了40個年頭?？鬃釉鴮θ松械牟煌A段做出過如下的經典論述。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有關30年這一階段，孔子也曾說過：“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如果有圣明的帝王來治理天下，必定在30年后實現天下歸仁）”。根據《論語》權威注解，“一代”指30年時間。因此，孔子此言意味著改善民生政策需要30年才能夠得以有效實施。同時，經過40年的實踐效果的積累，則足以證實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并將經驗升華為理論，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改革者帶來啟迪，為本國改革的后續推進提供指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1978年，中國仍是一個極為貧窮的國家，其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僅為200美元，這一數字僅相當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2.7%，或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41%。2016年，中國名義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了8260美元，相當于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20%，或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五倍。這一數字使中國躋身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不僅創造了趕超發展的奇跡，而且對于全球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也做出了巨大貢獻。1978~2016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18.0%。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這一貢獻尤顯突出。2000年到2016年間，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29.8%。
中國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全球范圍內，每日生活費低于2011年1.9國際美元的人口數量從1981年的18.9億人，下降到2013年的7.66億人。同時，以相同標準衡量的中國絕對貧困人口從8.78億人下降到了2520萬人。也就是說，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達到了75.7%。圖1顯示，隨著貧困線的不斷上調，農村貧困人口的數量持續下降（中國現行貧困線已高于國際標準）。
三、中國如何打破 “克魯格曼—揚詛咒”？
1993年，世界銀行在其年報中首次將東亞經濟體的迅猛增長稱為“奇跡”。彼時，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增長仍處于“少年”階段。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1978年到1993年期間，中國實際GDP翻了兩番。認識到這15年期間中國所發生的前所未有的變革與持續增長的潛力，林毅夫及其共同作者也將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稱為“奇跡”2。
2 見Lin等（2003）。該書的中文版出版于1994年，英文版出版于1996年，并于2003年修訂。
然而，當時的經濟學界并未就“東亞奇跡”或“中國奇跡”這一說法形成共識。以保羅?克魯格曼和阿爾文·揚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就對世界銀行（1993）和林毅夫等（2003）所提出的奇跡一說進行了批評。
他們對于中國經濟增長所提出的質疑以時間順序分為三部分內容。第一，克魯格曼（1994）根據阿爾文·揚的實證研究（Young，1994）對東亞模式提出了質疑，將“亞洲四小虎”貶低為“紙老虎”。他認為中國也屬于同樣類型的東亞經濟體。克魯格曼提出，中國早期的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經濟復蘇效應是短期的且無法持續。這一論斷與錢納里不謀而合，即中國經濟缺乏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
第二，在其隨后發表的論文中，阿爾文·揚（Young，2003）試圖通過其所一貫擅長的統計手法來貶低中國廣受贊譽的經濟增長經驗。阿爾文·揚提出要將“亞洲四小虎”“從奧林匹斯之巔拉回塞薩利平原”，讓中國的黃金經驗顯現出“賤金屬”的本質。而這一提法也得到了克魯格曼本人的贊同。
第三，克魯格曼（2013）注意到中國經濟近年來放緩的態勢，認為這一態勢驗證了其早期預言的準確性，并進一步預測，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將無法實現從依賴要素積累向依賴生產率提升的成功轉型，因此中國經濟將最終陷入停滯。
當然，這些“狼來了”式的預言最終都沒有成為現實。上述著名經濟學家一再做出誤判，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試圖使用新古典增長理論來解釋東亞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二元經濟發展。根據相關文獻整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貢獻因素如圖2所示。
不同的數據與模型設定會導致不同的估測結果，因此圖2所示結果不應被視為準確參數。然而上述結果符合二元經濟增長理論所揭示的普遍規律（包括中國的經濟增長經驗），并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
一方面，中國偏低且不斷下降的人口撫養比促進了高儲蓄率的形成，另一方面，無限的勞動力供給避免了資本報酬率遞減的趨勢。因此，資本積累不可避免地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世界銀行（1998）早期報告指出，1978~1995年期間，資本積累對于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37%。在考察了更長周期的經濟增長數據之后，蔡昉和趙文（2012）估測的資本積累貢獻率提高了一倍。
有些學者指出，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Zhu，2012；IMF，2006）。促進生產率提高的諸多因素中，資本深化（資本——勞動比率的提高）在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且日益凸顯（IMF, 2006；Kuijs，2010）。
中國與其他東亞經濟體的經驗則表明，在劉易斯式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中，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的確從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資本回報率遞減的現象。例如，有研究發現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資本回報率維持了極高的水平（Bai等，2006），而跨越了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為特征的劉易斯拐點之后3，資本回報率迅速下降（Bai和Zhang，2014）。
3 劉易斯（1954）認為，二元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是農業剩余勞動力以恒定工資率持續向工業部門的過程，一旦勞動力出現稀缺且工資率開始提高，劉易斯發展階段將會結束。這一轉折期被稱為劉易斯拐點。有關中國劉易斯拐點出現的時間，參見蔡昉（ Cai，2016）。
有利的人口因素確保了勞動力的數量與質量，顯著地促進了經濟增長。勞動力的充足供給普遍被視為趕超階段的有利因素。常常被人忽視的是，欠發達國家人力資本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賴有利的人口結構，確保了源源不斷的人口涌入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存量的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
根據世界銀行（1998）的估算，勞動投入的數量與質量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17%。另有學者（Cai和Zhao，2012）測算認為，勞動力數量與人力資本貢獻率分別為8%和4%。通過將勞動者受教育年限與教育對生產率的影響相結合，Whalley和Zhao（2010）測算出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整體貢獻率不小于38%。
勞動人口在城鄉、行業與地區之間，從低生產率向高生產率部門流動，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顯著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除了要素再配置的人口因素以外，改革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Zhu（2012）研究發現，1978~2007年期間，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可以從非國有企業生產率的持續快速提高中得到解釋。在更為近期的研究中，蔡昉（2017b）發現，1978~2015年期間，勞動生產率增長可以分解為（第一、第二與第三）產業貢獻率55.1%以及部門變化貢獻率44.9%。
此外有些學者將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代理變量來估算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于上述變量均代表經濟增長中的人口因素，我們可以將人口撫養比這一變量作為人口紅利的殘差。根據Wang和Mason（2008）的測算，1982~2000年期間，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5%。根據蔡昉和趙文（2012）的測算，同期這一貢獻率為26.8%。
總之，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增長存在著發展所需的必要條件。在缺乏對中國改革開放階段與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疊加時期經濟增長動力進行深入分析的情況下，任何對其過去經驗的解釋都將缺乏說服力，同時對于未來的預測也將產生偏差。也就是說，“克魯格曼——揚詛咒”并不適用于中國經濟，不管是過去還是未來。
四、農村勞動力轉移：包容性增長的編年史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為其城鄉居民帶來了廣泛的實惠。1978~2015年期間，中國以勞均GDP衡量的勞動生產率持續提高（16.7倍），推動中國GDP總量與人均GDP分別增長29倍與20倍，同時城鄉居民實際消費增長了16倍。包容式的發展使得發展的成果得以共享。高速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擴大了非農就業機會，市場化改革為勞動者提供了收入信號，促進了勞動要素的重新配置。
如圖3所示，雖然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但是二者的絕對收入都出現了大幅上升。隨著城市化的迅速推進，低收入農村居民不斷向高收入城市居民轉變，進一步推動了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按時間順序劃分，體制障礙的消除使農村勞動力首先能夠脫離效率低下的農業，繼而實現跨區域和跨部門轉移，最終進入高生產率的城市部門，分享改革開放與增長所帶來的成果。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為剩余勞動力脫離生產率極為低下的農業部門創造了重要條件。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賦予農戶經營自主權和剩余產量索取權，以提高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隨著改革的推進，農戶獲得了生產要素的占有與支配權，這是改革最初沒有預料到的。在支付農業稅、滿足國家統購任務和上交集體提留的前提下，農戶可以自主決定種植農產品的種類，自由支配勞動時間。這種自主性使農戶可以在農業部門內外自由支配其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民公社制度、戶口制度與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形成制度三套車，成為跨部門與跨地區勞動流動的主要障礙。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勞動積極性與生產效率不斷提高，農業勞動力出現剩余。在市場機制的推動下，打破體制性壁壘，推進改革成為大勢所趨。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漸加速退出農業部門。
改革所取得的一些突破性進展推動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進程。1983年，隨著農產品產量的大幅提高，農民獲許跨地區運輸和銷售農產品，這第一次打破了農民經濟活動的地理限制。1988年，農民獲許自帶口糧前往鄰近城鎮工作，這第一次打破了城鄉部門之間的就業邊界。隨著糧票制度于20世紀90年代逐步廢除，阻礙農村勞動力前往城市工作與居住的壁壘也不復存在。
與公共服務相掛鉤的戶籍制度仍然存在，這意味著流動人口與其家屬無法均等地享受義務教育、基本社會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也無法在其工作與居住的城市保障房政策。但是戶口制度已不是阻礙勞動流動與人口遷移的制約因素。
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相互分離的歷史時期，轉移勞動力非農就業機會極為有限。20世紀80年代以前，鄉鎮企業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唯一的就業機會。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視察拉開了新一輪市場化改革的帷幕，沿海地區迅速崛起的勞動密集型制造產業與非公部門，為跨地區流動人口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推動了第一波流動人口轉移的熱潮。
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國企改革打破了“鐵飯碗”，下崗工人不斷增多，勞動力市場的基本要素開始形成。首先，下崗失業工人在政府的積極就業政策扶持下，得以通過勞動力市場實現再就業。其次，新成長勞動者需要通過勞動力市場而非依賴政府分配找到工作。最后，農民工獲得了更多的與城市居民在勞動力市場中平等競爭的機會，可以進入城市任何就業部門，其薪酬水平由市場決定。
中國的全面改革并不限于上述措施。其他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包括通過雙軌制實現的價格改革與市場發育、分稅制改革、國企改革、私營部門拓展、吸引國外直接投資、利率與匯率市場化、土地改革與加入世貿組織等。
然而，在諸多改革措施之中，城鄉勞動力重新配置最能反映出二元經濟發展的本質，并揭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如何被人民所共享。通過探索勞動力通過改革開放進行重新配置的過程，可以揭示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主要來源、改革開放的紅利如何被人民所共享，以及改革還有哪些方面仍未完成。
五、深化改革，進一步釋放可持續增長潛力
中國過去40年所取得的成就，源自其將改革、開放、發展與共享通過供給側與需求側特征進行有機結合的能力。
首先，中國改革與人口轉型在時間上完全重合，因此有利于推動經濟增長。根據聯合國（2015）測算，1980~2010年期間，中國15~59歲之間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為1.8%，而與此同時不滿14歲與60歲以上供養人口以年均0.2%的速度下降。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體制障礙逐漸消除，人口紅利得以釋放，從而推動經濟高速增長，體現為這一時期較高的潛在增長率（Cai和Lu，2013）。
其次，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全球經濟一體化為背景，能夠通過擴大外部需求實現其潛在增長率。無論因果關系如何，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并與WTO規則接軌的過程恰逢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趕上此輪全球化浪潮有助于中國獲取巨大的海外市場需求，將其人口紅利轉化為潛在增長率。
然而，這些有利條件最終必然會減弱甚至消失。中國人口紅利持續30年之后，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達到頂峰，人口結構開始出現轉折。根據預測，2010年到2050年間，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以每年0.8%的速度下降，供養人口數量則將以每年1.3%的速度上升。此外，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通過公投脫歐、全球貿易增速于2012年起持續低于GDP增速的背景下，全球資本流動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在2007年峰值的基礎上大幅下降，標志著本輪全球化高潮即將結束。
中國經濟長期依賴人口紅利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實現增長，因此上述趨勢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增長動力下滑將不可避免。蔡昉和陸旸（2013）指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預計從1978~2010年的10%下降到“十二五”期間（2011~2015）的7.6%，以及“十三五”期間（2016~2020）的6.2%。潛在增長率下滑將持續至2020年以后，并逐漸回歸中國經濟穩態。為了應對上述挑戰，中國必須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中國應進一步挖掘其生產要素（尤其是勞動力）供給與配置中所存在的固有潛力。長期而言，中國固然不能避免Pritchett和Summers（2014）所提出的回歸平均法則。然而，勞動力自由流動與有效配置仍面臨一系列體制障礙，意味著即使人口紅利不再增長，傳統增長潛力仍可通過勞動力重新配置的方式得以釋放。
改革的持續推進對于提高潛在增長率從而保持增長動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旨在消除體制障礙、給予農民工合法城市居民身份的戶籍制度改革可以進一步挖掘要素供給與配置潛力，進而推動勞動力的持續流動與重新配置。由于增長動力來自改革而非人口紅利，因此，由此獲得的增長動力應被視為改革紅利。不過，即便改革紅利得以釋放，未來增長率也不應預期達到之前的高水平。
其次，中國的經濟增長應從投入驅動型向生產率驅動型進行轉變。人口紅利的消失意味著中國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正在走向終結，同時中國經濟正在步入新古典增長階段。在這一轉變發生的同時，中國也將實現中等偏高收入向高收入階段的轉型。經濟理論與發展經驗告訴我們，這一轉變成功與否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經濟增長中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Hansen和Prescott，2002）。
勞動人口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曾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中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而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重新配置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將日漸式微。
也就是說，未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需要依賴創新驅動，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進行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研究表明在發達國家，企業的進入、擴張、萎縮、退出這個機制，可以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貢獻1/3~1/2（Foster等，2008）。深化改革、建立必要的政策環境以鼓勵競爭、打破壟斷與社會保護是使這一機制適用于中國的必要前提條件。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過去40年，中國所創造的經濟發展奇跡被古典增長理論家稱為“條件收斂”的完美放大版（Barro和Sala-i-Martin，1995）。盡管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積累為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創造了必要條件，如果缺乏深入改革與全面開放這一充分條件，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無法轉化為實際增長。
這一邏輯同樣適用于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挑戰。隨著傳統增長動力陷入枯竭，必須通過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能，以支持未來的經濟增長。中國下一步改革具有一些新的特征。正如西諺所說，低垂的果實最容易被采摘殆盡。傳統增長動力日漸枯竭，而旨在挖掘新增長潛力的改革又困難重重。首先，當改革觸動固有利益格局時，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與干擾。其次，“創造性破壞”在釋放增長潛力的同時，也會對某些部門的就業造成沖擊，影響某些企業包括創業企業的生存問題。最后，由于改革成本承擔者與獲益者之間的不一致性，改革也存在激勵不相容的問題。
為了應對上述挑戰，應首先確保改革紅利（即改革所帶來的額外潛在增長）能夠得到共享。考慮到對未來改革紅利進行貼現的困難性，中央政府應認識到推進改革所帶來的潛在經濟增長率的提高是一種純粹的公共品，并應承擔更多的改革成本，包括中央與地方間財政支出責任的重新劃分、加強下崗工人與弱勢群體保護，以及對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進行補償。
隨著改革紅利進一步得到釋放，與推動改革相匹配的激勵措施發揮作用，中國經濟增長態勢將持續向好，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現代化的高收入國家這一目標也將在本世紀中葉成為現實。
